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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系六十年”系列/之十五

日期:2012-05-01 10:45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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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勢動蕩  四老帥分析國際風云  最后囑托  周恩來心系臺灣問題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蘇交惡,中美關系發生微妙變化,毛澤東深謀遠慮,推開中美關系大門。中美關系的改善,使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進一步提高,使世界的戰略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也使兩岸關系出現了改變的契機。周恩來關心臺灣問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四老帥分析時局  

  毛澤東深謀遠慮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交接之際,中國的國際環境進一步惡化。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中美關系不但毫無松動,且又雪上加霜。與此同時,中蘇關系也更加惡化。重要標志之一,就是蘇聯挑起的“珍寶島事件”。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開始考慮調整對外戰略。毛澤東要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四位元帥研究國際問題,由陳毅負責,提出書面看法。

  此時,葉劍英72歲,聶榮臻70歲,陳毅和徐向前都是68歲。

  按照毛澤東的意圖,周恩來進行了周到的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門將涉外文電及時分送四位老帥,時間由老帥們自行支配,可以抽空看看有關國際問題的材料,再由陳毅主持,每月討論兩三次。

  之后,根據周恩來的意見,外交部選派熊向暉、姚廣二人參加“國際問題研究小組”,協助四位老帥進行工作。

  接受任務后的四老帥立即著手研究國際形勢,他們從錯綜復雜的材料中,分析推斷出與當時的主流觀點截然相反的結論——美、蘇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不大。

  6月7日下午3時半,四位老帥在中南海武成殿開會。他們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沒有稿子,沒有提綱,侃侃而談,高瞻遠矚,語言生動,條理分明,顯然事先都做了認真準備。雖然他們的年齡都不小了,但他們精神都很好,連續討論3個半小時,中間不曾休息。

  此后每次開會,他們都提前幾分鐘到達。討論的次數也超過了預先計劃的次數,有時星期天也開會討論。

  從6月7日至7月11日,他們進行了6次共19小時的討論,并寫出了第一份書面報告,由陳毅定稿,上報總理。關于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斗爭,報告認為,國際上兩大階級的對抗,集中地表現為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斗爭。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七強”并立,也不同于戰后初期美蘇對峙。對反華的看法,報告認為,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美帝、蘇修單獨或聯合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可能性都還不大。中蘇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于中蘇矛盾。對美、蘇矛盾的分析,報告指出,美帝、蘇修都在布局。蘇修要向西歐伸手,美帝要向東歐插足。雙方針鋒相對,都要爭奪對方的東西。真正的、現實的利害矛盾還是在它們之間。它們的斗爭是經常的、尖銳的。報告勾畫出剛剛形成并在后來延續了10余年的國際戰略格局,為打開中美關系提供了依據。

  從7月29日至9月16日,四位老帥對相繼發生的重大新情況又進行了10次共29個半小時的討論。寫出了《對目前局勢的看法》,由陳毅定稿,9月17日報送周恩來。

  四位老帥在《對目前局勢的看法》中首先指出:“國際階級斗爭錯綜復雜,中心是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斗爭。目前壓倒一切的問題是蘇修會不會大舉進攻我國。正當蘇修劍拔弩張,美帝推波助瀾,我國加緊備戰的時候,柯西金突然繞道來京,向我表示希望緩和邊境局勢,改善兩國關系。其意何居,值得研究。”然后,他們提出以下幾點:

  一、“蘇修確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蘇修的戰略目標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它妄想把我國納入其社會帝國主義的版圖。”“最近蘇修變本加厲地制造反華戰爭輿論,公然對我進行核威脅,陰謀對我核設施發動突然襲擊”,表明“蘇修領導集團中的一批冒險分子,想乘我國‘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核武器尚在發展,越南戰爭尚未停止時,依靠導彈和‘烏龜殼’,對我打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二、“蘇修雖有發動侵華戰爭的打算,并且做出了相應的軍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決心。”因“對華戰爭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美帝的態度。迄今美帝的態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為它最大的戰略顧慮”。美帝“絕不愿蘇修在中蘇戰爭中取勝,建立資源、人力超過美帝的大帝國”,“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國改善關系,這在尼克松訪問亞洲前后達到高潮”。蘇修“深怕我國聯合美帝對付它。7月26日尼克松出訪亞洲的第一天,蘇修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長會議給我國政府的聲明,充分表現了蘇修惶惑不安的心情”。“它對中、美可能聯合的擔心,增加了它大舉進攻我國的顧慮”。文中還列舉了其他“種種因素”,判定“蘇修不敢挑起反華大戰”。

  三、“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反革命實用主義的需要,試圖改變對我國的戰爭邊緣政策,打出和談旗幟,借此擺脫內外困境”,并“探詢我方意圖,作為蘇修決策的依據。”“估計蘇修可能同我談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張暫維持邊界現狀或解決劃界問題;在繼續反華的同時,緩和并改變同我國的國家關系,以便爭取時機,堵塞國內漏洞,穩定東歐形勢,鞏固和擴展在中東及在亞洲等處的陣地;特別是想利用對我國的反革命兩手政策,在同美帝的爭奪中,增加一點資本,求得一些主動”。

  四、“周總理會見柯西金的消息,轟動了全世界,使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的戰略思想發生混亂。”“我們堅持打倒美帝、蘇修,柯西金反而親來北京講和,尼克松反而急于同我們對話,這都是中國的偉大勝利。”“在中、美、蘇三大力量的斗爭中,美對中、蘇,蘇對中、美,要加以運用,謀取它們最大的戰略利益。”而我們“對美、蘇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也包括用談判方式進行斗爭。原則上堅定,策略上靈活”。“蘇修要求恢復大使級會談,我也可以選擇有利時機給予答復。這種戰術上的行動,可能收到戰略上的效果。”

  作為新中國外交部的第二任部長,陳毅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中美長期以來的僵局。在這個報告定稿后,陳毅提出他對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設想。

  陳毅說,這個報告,主要是分析柯西金來華意圖和蘇修會不會大舉進攻我國的問題,對恢復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沒有多講,只從戰略意義上點了一筆。關于打開中美關系,我考慮了很久。華沙會談談了十幾年,毫無結果,現在即使恢復,也不會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資料:1955年10月27日,我們提議舉行中美外長會議,協調解決緩和與消除臺灣地區緊張局勢問題。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發言人兩次發表聲明,指出中美大使級會談已經證明不能解決像緩和、消除臺灣地區緊張局勢這樣重大的實質問題,必須舉行中美外長會議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切實可行的途徑。這一重大建議被美國拒絕。現在情況發生變化,尼克松出于對付蘇修的戰略考慮,急于拉中國。

  陳毅接著說,我們要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有必要打開中美關系,為此必須采取相應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規”的想法:

  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我們只提會談的級別和討論的題目,不以美國接受我們的主張為前提。我估計美會樂于接受。如果我們不提,我估計美國也會向我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如果這樣,我們應該接受;

  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并不是說我們在臺灣問題上改變立場。臺灣問題可以在高級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還可以商談其他帶戰略性的問題,這不是大使級會談所能做到的;

  三、恢復華沙會談不必使用波蘭政府提供的場所,可以在中國大使館里談,以利保密。

  陳毅決定將這些“不合常規”的設想向總理口頭匯報。

  以后的事態發展,正如四位老帥的判斷,蘇中戰爭并未發生,邊界沖突也未繼續,兩國關系有所緩和,而尼克松則更加急于與中國改善關系。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做出兩項決策:允許在柬埔寨逗留的曼斯菲爾德來華;同意重開中美大使級會談。

  這兩項決策在當時世界上雖未引起轟動效應,但卻預示了毛澤東新的重大戰略步驟的出臺。經過深思熟慮與慎重的外交接觸,毛澤東斷然決定打開中美關系大門。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尼克松派他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來京。7月16日,雙方同時發表公告,宣布周恩來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邀請尼克松總統于1972年5月以前的適當時間訪問中國”,“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會晤,是為了謀求兩國關系正常化,并就雙方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打開中美關系具有重大意義。它緩和了中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極度緊張形勢,使中國擺脫了長期的孤立狀態,重新走上廣闊的世界舞臺。它將中國的對外方針建立在世界發展的現實基礎之上。

  實踐證明,四位老帥1969年對國際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

  正如葉劍英后來所說,當時九大政治報告剛發表,主席指定我們研究國際形勢,我們很不理解,總理作了指示,我們才明白主席的深意。我們共同提出了書面看法,陳毅向總理口頭匯報了他對打開中美關系的設想。這些看法和設想事關重大。美國長期敵視中國,蘇聯又不斷挑起邊界沖突,國際斗爭錯綜復雜,主席在慎重考慮、反復觀察之后才做出決定,這些決定是不容易的。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打開了中美20年隔閡的堅冰,同時也給未來的兩岸關系帶來了變化契機。

  

  周恩來最后囑托,心系臺灣問題

  

  周恩來總理在50年代中期曾說:“我們久經憂患的偉大民族,一定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努力,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基于這一信念,他始終把爭取臺灣同胞的工作放在重要地位,嘔心瀝血,直至生命垂危之際。

  1975年是多事之秋,蔣介石去世,蔣經國上臺。大陸如何了解和看待蔣經國?如何把握好兩岸關系?這關系到祖國統一大業,絕不可掉以輕心。應該說,周恩來對蔣經國的了解遠不如對蔣介石的了解,而對自稱是蔣經國“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

  蔡省三自從決定長期留居香港,便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1975年冬,經蔡省三申請,并得到中央統戰部的幫忙,其已離婚、失散的妻子曹云霞被找到,并來到香港與他團聚。妻子靠從江西農村一位長者那里學來的醫術在香港開了一家診所;蔡省三則為謀生而從事寫作。他每天為香港《新報》特辟的《蔡省三專欄》寫時事評述,每天800字左右,開了香港報業的先河。《蔡省三專欄》每天同時在香港、臺北、美國三藩市和澳大利亞等四個地方見報。期間,蔡省三還同妻子先后用本名或筆名出版了《蔣經國與蘇聯》、《中共釋俘的來龍去脈》、《贛南憶舊錄》、《蔣經國系史話》等等。

  蔡省三的文章,病危中的周恩來不可能都能讀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新華社《參考資料》連載4期),病危中的周恩來每期必讀。文中,蔡省三憑著對蔣經國先生的了解和理解,判斷蔣經國上臺后“三不會”:

  一、不會出賣臺灣,向外國賣身求榮;

  二、不會投降大陸;

  三、不會把臺灣搞亂,而能有一番作為。

  蔡省三在香港發表的一些言論,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來的極大興趣。

  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來總理看了蔡省三的訪談內容很重視,他用顫抖的手在新華社編印的《參考資料》轉載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9月號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旁邊批示:

  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4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侖、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兩字模糊)。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

  這是周恩來就臺灣問題的最后批示。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生命垂危的周恩來迫切提出要見羅青長。

  羅青長等到中午時,周恩來蘇醒過來。周恩來忍受著巨大痛苦,凝聚起體內的最后一點精力,頑強地支撐著,聽羅青長匯報臺灣的有關情況。總理在詢問了臺灣的近況和在臺灣的老朋友后一再囑咐:“不要忘記臺灣的老朋友……”遂再次陷入昏迷。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去世。1月12日至14日,總理的骨灰安放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供各界人士吊唁。14日晚,在蒙蒙的夜色中,鄧穎超在總理生前黨支部成員的陪伴下,將總理的骨灰盒移往人民大會堂臺灣廳,暫時存放。鄧穎超不愧是周總理相濡以沫的知己,她知道總理走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臺灣問題,她想讓總理再在這里歇歇腳。最后,根據周恩來生前遺愿,不留骨灰,全部撒向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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