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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創建

日期:2016-05-04 15:37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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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軍校的誕生,與當時軍閥混戰的歷史背景有著直接而深刻的關系;混戰、戰亂,是黃埔軍校成立前后的中國社會基本狀況。軍事、軍隊、軍人這“三軍”問題,在當時是亂世社會最為關注的社會焦點和熱點,是戰爭的急需直接催生了黃埔軍校。

  1840年發生的鴉片戰爭,打破了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使延續幾千年的封建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但是,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略和國內封建勢力的壓迫,中國并沒有能夠走上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道路,而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中國的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日益貧困化以至大批地破產。中國人民的貧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見的。這一切,也就決定了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而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則是最主要的矛盾。因此,要使國家獨立富強,人民解放,唯一出路就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在中國的反動統治,這也就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

  反帝,反封建!成為當時社會進步力量的最響亮口號;打倒列強,除軍閥!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

  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在年輕時曾幻想以改良的手段挽救中國。他上書清廷,但屢遭拒絕,這使孫中山“知和平之法無可復施”。之后至1911年武昌起義推翻清朝統治之前,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策劃了數十次武裝斗爭,著名的起義多達16次。這些起義“啟武漢之先聲”,構成了辛亥革命威武雄壯的前奏曲。

  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是廣州起義,又稱“乙未廣州之役”、“第一次廣州起義”。1894年11月,正值甲午中日戰爭期間,孫中山在檀香山組織了中國最早的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次年2月,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機關,并著手籌劃組織發動武裝起義,議定孫中山前往廣州專任軍事準備,楊衢云駐香港負責籌款、募兵及運輸槍械。孫中山、陸皓東、鄭士良、楊衢云、陳少白等在香港開會,決定聯絡廣東各地會黨和防營,于重陽節在廣州起義,襲取廣州作為根據地,并從這里北伐,以推翻清朝統治。起義總指揮部設在香港興中會總機關,對外稱“乾亨行”,以商業作為掩護。陸皓東等人在廣州雙門底王氏書舍設立起義指揮機關,成立興中會廣州分會,對外稱“農學會”,以研討農桑新法為號召,得到廣州一些著名官紳的支援,迅速發展會員數百人。孫中山來往于廣州、香港及家鄉香山縣之間,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從秘密和公開渠道進行起義籌備工作。當一切準備工作接近就緒時,不幸事機泄漏,清政府展開搜捕,陸皓東被捕犧牲,孫中山等被迫走避日本。這次中途夭折的起義,作為孫中山推翻清朝統治的武裝斗爭發端載入史冊。

  之后,孫中山又直接或間接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如1900年的唐才常自立軍起義、惠州三洲田起義,1904年長沙起義,1906年萍瀏醴起義,1907年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皖浙起義、欽廉防城起義、鎮南關起義,1908年欽廉上思起義、河口起義、安慶馬炮營起義、云南省城起義,1909年廣州新軍起義,1911年黃花岡起義,等等。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發動的這些起義,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的反動統治,震動中外,成為辛亥革命的一次次重大預演。起義將士所表現出來的慷慨赴難、英勇頑強、前仆后繼、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極大地振奮了廣大革命黨人和民眾,推動了全國革命高潮的迅速到來。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終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當時孫中山的“共和國”是有其名無其實。袁世凱用“槍桿子”說話,代替了清朝皇帝,日本和美國趁歐戰之機,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內外交困的中國,陷入北洋軍閥以及全國大小軍閥的混戰中,長達數十年。

  1916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發生分歧,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各自尋找和培養自己的代理人,北洋系統的軍閥分裂成許多派系,北洋嫡系又分裂為皖系和直系兩大派,中國開始出現了軍閥割據的大混亂局面。

  在北洋軍閥各派系中,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勢力最大。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的四年間,是皖系軍閥統治時期。皖系以段祺瑞為首,他上臺后的基本政策是推行親日外交,繼承北洋軍閥主力,擴充皖系軍事實力,竊取北京中央政權,以安徽、山東、浙江、福建等省,投靠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依靠日本的扶持,武力統一中國。直系軍閥以馮國璋為首,控制江蘇、江西、湖北、直隸等省,投靠英美帝國主義,割據東南。在東北地區的張作霖是日本軍國主義扶植下的工具,在袁世凱稱帝期間,形成了奉系軍閥的割據勢力。山西的閻錫山原是袁世凱的支持者,袁死后,仍占據山西,成為晉系軍閥。西南各省,在護國運動中,許多軍閥宣告獨立,名義上反袁,實際上趁機搶奪地盤,分別形成了唐繼堯的滇系(云南)、陸榮廷的桂系(廣西)、龍濟光的粵系(廣東)和譚延闿的湘系(湖南)。

  在這些軍閥中,勢力最大的皖、直、奉三系是當時中國軍閥統治的主角,在此后的十年中,他們先后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權,進行了長期的混戰。

  繼袁世凱之后出任大總統的黎元洪,得到了美國的支持。1917年6月,皖系軍閥張勛以調解黎元洪和段祺瑞的矛盾沖突為理由,帶兵進北京,趕走黎元洪,解散國會。段祺瑞召集臨時參議院,迎直系軍閥馮國璋(原副總統)任大總統,自任國務總理兼陸軍部長。

  孫中山歷來把辛亥革命后的臨時約法和國會,視為“民國”的象征。為維護“臨時約法”,他于1917年夏秋之際親自率領脫離北京政府的部分海軍艦隊,南下廣州,并聯合西南各省宣布獨立的滇系、桂系軍閥,進行護法。一部分國會議員也相繼抵達廣東。8月,召開非常會議,發表護法宣言。9月,護法軍政府成立,孫中山被推舉為海陸軍大元帥,桂系軍閥陸榮廷、滇系軍閥唐繼堯為元帥。在護法號令之下,西南六省的廣東、廣西、云南、貴州、四川、湖南,宣布以武力對抗北洋軍閥政府,開始了“護法之役”,戰場的中心在湖南地區。

  然而,在北方的皖系軍閥段祺瑞根本沒有把南方的護法政府放在眼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皖系軍閥更加肆無忌憚。皖系北京政府的軍費開支,占全部財政支出的70%。為了籌措龐大的軍費,皖系軍閥不僅出賣國家主權,乞借外債,還對人民進行瘋狂的掠奪。除了多征捐稅,搜刮民財,還竭澤而漁。在皖系軍閥統治時期,適逢中國廣大地區天災流行。1917年,南方的水災尤以湖南為重,10余縣洪水滔天,房屋倒塌,田禾盡淹;北方的直隸省從1917年7月到1918年4月,水災長達10個月,被淹地區103個縣,災區面積一萬多平方公里,被淹田地24萬多頃,災民6300多萬。這些災患不僅得不到救治,災區人民還要遭受軍閥趁火打劫的搶掠。

  段祺瑞的親日外交,在國際上引起英美的妒忌,在國內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皖系北京政府簽約的中日軍事協定消息一傳出,中國留日學生和國內學生紛紛成立救亡團體,采取行動。各界人士以及西南各省當權人物也都通電查問。全國上下的反段氣氛,把本來存在的直皖矛盾更加推向尖銳化。1918年10月,馮國璋的總統期滿下臺。為了緩和直皖矛盾,段祺瑞也于10月辭去國務總理職務,專任“參戰督辦”。安福國會推老官僚徐世昌為總統,供其利用。段祺瑞退居幕后,實際上仍然操縱著北京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英美等國先后向北京政府和南方護法政府提出停戰議和的勸告。徐世昌上臺時,極力標榜“偃武修文”,“勸國中各派領袖犧牲意見速謀統一”。吳佩孚討伐西南占領衡陽后,私下與南方訂立休戰條約,通電請罷內戰,駐湘前敵兩方軍官也聯名通電,主張從速恢復和平,一時和平空氣驟增。1918年11月,徐世昌發布停戰令。次年2月,南北和議會議在上海召開。南方政府代表在和會上提出廢除中日軍事協定、取消參戰借款、解散參戰軍為議和先決條件,北方政府斷然拒絕。如此這樣互不相讓,南北和議只能是反復爭論,往返吵鬧,毫無結果。段祺瑞無視全國輿論的指責,指使北方政府代表發布與日本訂立延長軍事協定的協議,公然與和議相對抗,南北和會的結局只能是最終走向破裂。

  在直系軍閥的主和之議發起時,西南的桂系軍閥便積極醞釀妥協。為了便于向北方的軍閥求和,他們在1918年5月改組了軍政府,廢大元帥一長制為七總裁合議制。原來的護法政府經過這樣別有用心的改組,完全變成了徒具形式的議和組織,孫中山在實際上被排斥在外。孫中山憤恨桂系軍閥的跋扈,本身卻又無力反擊,被迫向國會非常會議提出辭職,離開廣州,再赴上海。至此,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護法運動遭遇失敗。

  經過這一番挫折,孫中山認識到:“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他從廣州到上海后,回顧護法政府的情形,說:“艱難支撐一年之久,孑然無助,徒為親厚所痛,仇讎所快,終于辭職以去。”

  老奸巨猾的徐世昌,他上臺本來就是為了操縱派系斗爭以維持權位。為了保住總統的寶座,他只有縱容段祺瑞等派軍閥。段祺瑞等在加強邊防、國防的幌子下,進一步自由地使用賣國借款,擴充實力,準備內戰。這時的孫中山仍是一籌莫展,一時間意志消沉,完全陷入苦悶和絕望困境。1919年10月,孫中山將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以圖更新,東山再起。直到1920年10月,擁護孫中山的粵軍驅逐了盤踞在廣東的桂系軍閥,由桂系操縱的政府隨之瓦解,廣東軍民歡迎孫中山回粵主政,11月孫中山才再次回到廣州。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不論是太平天國和義和團的農民戰爭,還是資產階級的維新運動,或孫中山本人領導的辛亥革命,都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農民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局限性。而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裝,則是導致運動悲劇結局的重要因素。

  辛亥武昌首義,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趕跑了皇帝,建立了中華民國,武裝斗爭取得了積極成果。但是,辛亥革命勝利的果實很快就被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迅速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于資產階級革命黨在長期的武裝反清斗爭中始終未能建立起一支真正的革命軍隊。此后,孫中山雖然又多次組織討袁和護法戰爭,但均告失敗。這些武裝斗爭失敗的經驗表明舊軍閥決不會成為革命的助力。

  旁觀者清,魯迅即總結說:“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于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

  建立真正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武裝,成為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面臨的時代主題。

  孫中山創建黃埔軍校是因為他認為要創造革命軍,首先要有一個革命黨。而改組前的國民黨是一個成分復雜、思想混亂、組織渙散的資產階級政黨。孫中山在南方還沒有自己鞏固的政權,沒有一個可靠的環境來創辦學校,培養軍事人才。因此,孫中山搜索世界新潮流的目光所到之處,有兩個令他心情振奮的耀眼亮點:一個在國內,中國共產黨剛成立幾年就呈現出蓬勃生機;另一個在國外,俄國領袖列寧領導的革命軍隊,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孫中山在上海致電蘇維埃政府和列寧:“中國革命黨對于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斗,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斗。”《民國日報》社論指出:“吾人對于此近鄰的大改變,不勝其希望也”。

  聯合中國共產黨,“以俄為師”,成為孫中山創建革命軍的最初認識。他決心仿效蘇俄紅軍建軍經驗,先創辦軍官學校,作為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使孫中山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轉變。綜觀黃埔軍校創辦時期的歷史資料,中共領導人自始至終參與了創辦軍校的全過程。當時的形勢復雜紛紜,其中的艱難是難以想象的。創辦過程中,國共兩黨領導人直接見面不多,其中起穿針引線、搭橋鋪路的主要人員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蘇聯駐中國大使越飛、加拉罕,全權代表鮑羅廷,中共代表張太雷等。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并開始運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然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對中國的國情、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缺乏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況且所處的客觀環境,也不具備自己創辦軍事學校、培養軍事人才的條件,只能是協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

  1921年5月,廣州的非常國會開會,議決成立正式政府,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孫中山以非常大總統兼陸軍大元帥的名義,再度舉起護法的旗幟,積極籌備北伐,以圖打倒北洋軍閥。年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的陪同下,和孫中山在桂林桂王府舉行了多次秘密會談。馬林向孫中山提出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3點建議:(1)改組國民黨,特別是要與農民、勞工大眾實行大聯合;(2)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3)謀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孫中山對馬林的建議表示十分贊同,但是,并沒有立即付諸實施。一方面他正在進行北伐,幻想利用兩廣軍閥打敗北洋軍閥;另一方面,他對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因而,還沒有下定合作的決心。

  1922年6月,北伐軍進入江西后,粵軍總司令陳炯明被帝國主義和直系軍閥收買,在廣州發動政變,炮轟總統府,妄圖置孫中山于死地。孫中山避難于永豐艦,依靠擁護他的一點海軍與叛軍對峙,同時手令進入江西的北伐軍會師靖難。后因局勢無法挽回,孫中山不得不于8月9日再次離開廣州,退避上海,第二次護法運動又失敗了,使孫中山陷入了絕望的境地。

  經過第二次護法失敗,孫中山認識到,依靠一派軍閥打倒另一派軍閥,不能完成革命;要使革命勝利,必須尋找新的途徑。

  特別是陳炯明的炮聲,徹底把孫中山震醒了。嚴酷的現實,不能不引起他的反思。“艱難頓挫”的教訓已“逼他到自己覺悟”。他終于在慘痛的失敗中認識到“沒有革命軍的奮斗……我們的革命,便沒有完全成功”。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他始終沒有自己的軍隊,只是拉攏、依靠一派軍閥去攻打另一派軍閥,最終充當了驕兵悍將爭奪地盤的工具。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認識到依靠一派軍閥去打倒另一派軍閥是斷無成就的,在建軍問題上非尋找新的道路不可。

  在這一期間,中國共產黨也努力鞏固和發展與國民黨的合作。1922年6月,中國共產黨發表對于時局的宣言,贊揚了孫中山堅持民主革命的精神,也善意地批評了他幻想帝國主義和軍閥支持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出革命必須依靠人民的力量。7月,中共“二大”通過《關于民主聯合戰線》的決議,提出要同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合作,組織民主聯合戰線。8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進一步決定同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即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組為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

  9月,孫中山到達上海時,中共中央派李大釗、林伯渠會見孫中山,直接給他以幫助。孫中山在上海召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會議,研究國民黨改組計劃,成立專門機構,負責起草改組宣言、新的黨綱和黨章。他多次與李大釗、林伯渠、陳獨秀等共產黨領導人商談,與蘇聯代表越飛會談,要求中國共產黨和列寧派人幫助。中國共產黨向孫中山伸出友誼之手,李大釗、林伯渠等在與孫中山的會談中,討論了國共兩黨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

  蘇聯特使越飛來華,先后與孫中山、廖仲愷舉行多次會談,特別是進一步商討了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同年冬,孫中山派廖仲愷為代表與蘇聯代表越飛再次舉行談判,蘇聯向孫中山提出建立聯合工農群眾的政黨和革命武裝的建議。最后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確定了國民黨實行聯俄政策和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原則。

  1922年最后的幾個冬日里,孫中山接受了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決定改組國民黨。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加快了孫中山“聯共”的步伐。共產國際做出了關于國共合作的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是必要的,但不應與國民黨合并,不應在革命運動中隱瞞自己的旗幟。

  1923年1月中旬,在廣西境內的滇軍和桂軍各一部,以擁護孫中山的名義進軍廣州,驅逐了陳炯明。2月,孫中山再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繼續推進國民黨改組工作。當孫中山由上海準備返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時,他的思想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總結和吸取以往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認識到,在革命斗爭中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軍隊何等重要,他下定了建立軍校和革命軍隊的決心,做出了先創辦軍校的重大決策,準備仿效蘇俄紅軍建軍經驗創辦軍官學校,作為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

  這年新年伊始,國民黨與蘇聯正式建立了聯盟關系,開始了孫中山“聯俄”政策的行動。6月,中國共產黨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同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問題。為了統一全黨思想,正式確定國共合作的方針,通過了共產黨人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

  孫中山重回廣州和中共“三大”的召開,加快了國民黨改組工作的步伐,中國革命形勢再度出現新的局面。

  1923年10月,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了有共產黨員參加的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聘請蘇聯人鮑羅廷為顧問。11月,孫中山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和黨綱草案,并籌備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實現國民黨的改組。中共方面則根據“三大”會議精神,要求各地黨組織與國民黨的各級黨部合作,積極參加國民黨的改組工作,選舉優秀黨員出席即將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一大”。

  聯俄、聯共這兩個“聯合”,是孫中山畢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擇,也決定了黃埔軍校容納百川湖海、匯聚天下英才的時代先進性。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幟是“紅色”,還是“藍色”,甚至于“灰色”等別的顏色,只要你有助于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強盛這個“金色”大業,我都可以與你聯合。別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

  孫中山在重建大元帥府時,特別邀請蘇聯政府派遣軍事專家和政治工作人員到廣州,協助建軍工作。并提出了委派代表團赴蘇聯考察政治、軍事的初步設想,確定訪問團的任務主要是學習蘇聯辦軍事學校的經驗,談判軍事援助等問題。關于赴蘇聯考察的人選,中共領導人參與了研究,張太雷參加了許多重要會談活動,可惜他犧牲太早,沒有能把與中共領導人匯報、協商的情況記錄下來,留下一段空白。

  就在選擇代表團人員的組成中,原來名不見經傳的蔣介石浮出水面。還在一年前孫中山在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晤時,表示“愿派一個最能干的人作為使者去莫斯科”,考察蘇俄的政治、黨務和軍事,學習俄軍經驗,組建自己的軍隊。3月1日,廣州革命政府重建之后,孫中山便積極開展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工作。而蔣介石對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策從一開始就表示反對,但他為了博取孫中山的信任,確立自己的地位,非常想得到這個出訪莫斯科的機會。況且,在十月革命勝利后,蔣介石也曾一度對蘇俄產生過敬慕和向往。7月13日,他毛遂自薦,給大元帥府秘書長楊庶堪寫信,向孫中山主動請纓:“為今之計,舍允我赴歐外,則弟以為無一事是我中正所能辦者……如不允我赴俄,則弟只有消極獨善,以求自全。”

  孫中山答應了蔣介石的請求,這主要因為蔣介石對孫中山表現得很忠誠,又學過軍事,有一定才能,當時只有30歲出頭,可說年輕有為,因此得到了孫中山的充分信任。

  孫中山在與馬林、蔣介石、汪精衛、張繼、林業明等商談后,決定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務和軍事。代表團由4人組成:蔣介石(為負責人)、張太雷(共產黨員,俄文翻譯)、沈定一(共產黨員)、王登云(后為蔣介石的英文秘書)。這次蘇聯之行歷時3個多月,是孫中山同中共和蘇聯共同商定籌劃的一次重要的訪問活動。

  與此同時,孫中山在國內積極進行籌建軍官學校的工作,對建校工作抓得很緊,并親自勘察校址。9月,他派人到北京同蘇聯大使加拉罕商談創辦軍事學校事宜,加拉罕后寫信給孫中山,介紹鮑羅廷到廣州工作。10月,孫中山簽署了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的委任狀,旋又聘為顧問。在10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黨務討論會上,孫中山提出在廣州設立陸軍講武堂的提案,“訓練海外本黨回國之青年子弟,俾成軍事人才”,號召海外革命青年回國學習軍事。討論軍校校址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原定在“測繪局及西路討賊軍后方醫院”,即現在的北教場路烈士陵園一帶,廣州人通稱為“東山”。為此,還形成了文件。但沒有過多久就改了。否則,黃埔軍校就叫“東山軍校”了。

  11月26日,孫中山召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次會議,討論組織國民黨志愿師和創建軍事學校等問題,并決定把講武堂改為“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招生對象包括黨內外一切有志獻身國民革命事業的,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孫中山親任校長,委任廖仲愷和李大釗等5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組成革命的核心領導組織,推動國民黨改組和軍校籌建工作的開展,特別責成由廖仲愷和鮑羅廷負責軍校的具體籌建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高等師范大禮堂(鐘樓)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為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也就是這次代表大會上,宣告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決定建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并通過了這一提案。國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動了軍官學校的籌建。1月24日,孫中山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正式下令籌建陸軍軍官學校,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宣布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李濟深(鄧演達代)、王柏齡、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7人為籌備委員。中國共產黨委派張崧年(申府)參加籌備工作。孫中山先后聘請鮑羅廷為政治顧問,加倫為軍事顧問。這是孫中山在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的幫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

  軍校的創立,是孫中山總結辛亥革命以來歷次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試圖用武裝斗爭尋求革命新道路的結果。

  1924年1月28日,孫中山在宣布籌委會名單的同時,擇定以廣州近郊黃埔長洲島原有廣東陸軍學校和廣東海軍學校舊址為陸軍軍官學校校址。

  黃埔島,又稱長洲島。位于廣州市東郊,面積只有6平方公里,島周圍長約20余里,南連虎門,扼珠江要沖。從廣州市區到東郊碼頭,再乘當時的汽船行駛約一小時,水煙連天中便遠遠看見黃埔島靜臥前方,兀立江心,如同一名哨兵,扼守著廣州的門戶,是歷史上有名的長洲要塞。島上山巒起伏,當中一座山峰名拔旗山,林木蔥蘢,四面環水,環境清幽,是一處既為軍事要樞、又極利于興武講學的好地方。清道光年間,禁煙的林則徐大帥在這里修筑了多處炮臺,以后又建立了軍事要塞。

  選址黃埔島,體現了孫中山先生高深的戰略眼光。他之所以選定這里為校址,主要是從安全角度考慮的,因為當時滇桂軍閥盤踞廣州,大小軍閥隨時發山大王脾氣,弄不好就會突然襲擊軍校,在遠離市區的孤島辦軍校則可以避開軍閥的控制和干擾。其次,這個四面環水的小孤島,筑有炮臺,與隔江相對的魚珠炮臺、側面沙路炮臺形成三足鼎立之勢,把守控制江面,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好地方,便于學習與練武。其三,島上的清末陸軍小學堂校舍仍在,稍加修葺即可使用,節省了當時相當緊張的人力和資金。正是在這幾個天時地利人和的基礎上,黃埔軍校得以順利建成,并得到良好的發展。黃埔軍校有了這么個大本營,在戰略上占了大便宜。

  黃埔軍校建立時,全國各省、廣東各地都處于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生民涂炭的苦難之中。孫中山革命政府局處在廣州一隅之地,既有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軍閥強敵陳兵壓境于省外,又有陳炯明、楊希閔、劉震寰等叛逆,伺機逞兵作亂于省內。500師生困于內憂外患之境,危于旦夕之間。在四面環水的黃埔小島創校之初,就遇到大小軍閥張牙舞爪,時刻欲將之噬吞于襁褓之中。楊希閔、劉震寰先后多次揚言派兵來犯,解除黃埔武裝;師生們被迫星夜過江,布防應敵。孫中山革命政府與黃埔軍校,猶似慈母幼兒,相依為命。

  孫中山經常親自到軍校視察,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到軍校“海關樓”小住,檢查工作,聽取匯報。要求師生嚴格掌握“政治與軍事并重,理論與實際結合”的教學方針,并根據“親愛精誠”的校訓,倡導“團結”、“犧牲”、“奮斗”三大精神。從1924年6月16日軍校正式開學,至同年11月1日他離穗北上,在短短的4個多月時間里,孫中山先后五上黃埔島,親臨軍校視察,從思想上、組織上、物質上、方針政策上給予巨大的關心和指導,時時關心著軍校的建設和發展。

  在開學典禮上,孫中山以國民黨總理的身份致詞,發表了長篇演說。他首先鄭重宣布,創辦黃埔軍校的目的,“就是創造革命軍,求挽救中國的危亡”。強調辦軍校要學習蘇聯經驗,指出俄國革命之能成功,是“因為有了革命軍做革命黨的后援。”“我們現在開辦這個學校,就是仿效俄國。”他闡明了辦校的起因和方向,指出:“中國革命13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個空名。所以中國13年的革命完全是失敗,就是到今天也還是失敗。”“這個原因,簡單地說,就是由于我們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斗,沒有革命軍的奮斗;因為沒有革命軍的奮斗,所以一般官僚軍閥便把持民國,我們的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他接著指出了辦校的目的和指導方針:“我們今天要開這個學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員做根本,成立革命軍。諸位學生就是將來革命軍的骨干,有了這種好骨干,成了革命軍,我們的事業便可以成功。”“沒有好的革命軍,中國的革命永遠要失敗。今天建立黃埔軍校,就是為成立革命軍打基礎。”(《孫中山選集》下卷,1966年版)

  孫中山的這個講話記錄稿長達7400余字,足足講了1個多小時。他在這個著名的開學演說中號召全體師生:“從今天起立一個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救國救民的事業”,做革命軍,除了要有堅強的革命意志和理想,還要有“高深的學問做根本”。因此,一定要學好革命理論和軍事技術。要“學先烈的行為,像他們一樣,舍身成仁”,不“貪生畏死”。 他以很通俗的語言說:“革命黨的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一百個人就能打一萬個人。有一支一萬人的革命軍,就可以打倒軍閥。”孫中山對第一期學員寄予極大的信賴和深切的期望,在他結束講話時,表示“要用這五百人做基礎,造成我理想的革命軍”,以完成拯救中國的大業。

  1925年5月,身患重病的孫中山獲悉以黃埔軍校教導團為骨干的東征軍,在第一次東征中取得節節勝利的消息,特電軍校,表示祝賀,并電囑校長蔣中正、黨代表廖仲愷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要愛惜黃埔學員,不要輕易犧牲黃埔學員,寧可損失1個營,也不要損失1個軍校學員,并對隨軍東征的學員表示親切的慰問。當軍校領導向學員們宣讀孫中山先生發來的電報,宣布軍校學生克日開拔返校時,全體學生感動得流下了熱淚。孫中山在京逝世的消息傳來后,黃埔師生無不痛哭流涕,深切緬懷先生5次來校的情景。在孫中山革命思想感召下,黃埔師生在東征、南討和北伐戰爭中屢建功勛,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東方紅軍”。

  黃埔軍校是孫中山后期苦心經營的一所新型革命軍事學校,他對軍校傾注了極大精力,寄托了莫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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