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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是國共合作的產物

日期:2016-05-04 14:53 來源:《黃埔》雜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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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埔軍校的建立并非偶然,它的誕生,是中華民族以武力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和封建勢力壓迫的體現,是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深刻反映了中國革命發展的迫切需要。當時,國共兩黨對辦好黃埔軍校都予以高度重視,寄予希望,并攜手通力合作,分別傾注了大量的心血。軍校創建的歷程說明,孫中山和國民黨左派及中國共產黨人的合作努力,是軍校創建的主要動力和根本支柱。

  (1)國共兩黨通力協作籌辦軍校

  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使孫中山開始了他一生中最偉大的轉變。聯合中國共產黨,“以俄為師”,是孫中山創建革命軍的最初認識。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的那天起,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并開始運用馬列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然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處在幼年時期,對中國的國情、革命的特點和規律,缺乏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況且所處的客觀環境,也不具備自己創辦軍事學校、培養軍事人才的條件,只能是協助國民黨完成國民革命。

  統觀黃埔軍校創辦時期的歷史資料,中共領導人自始至終參與了創辦軍校的全過程。當時的形勢復雜紛紜,其中的艱難是難以想象的。創辦過程中,國共兩黨領導人直接見面不多,其中起穿針引線、搭橋鋪路的主要人員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蘇聯駐中國大使越飛、加拉罕,全權代表鮑羅廷,中共代表張太雷等。中國共產黨為辦好黃埔軍校作出重大貢獻,在黃埔軍校的醞釀和籌備工作中給予孫中山堅決的支持:在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會晤時,中國共產黨為孫中山提供便利條件;在陳炯明叛變、孫中山處于絕望之際,中國共產黨給予他熱情的支持;在組織“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又稱“孫中山軍事代表團”)訪蘇時,共產黨人積極參加,為建立軍校出謀劃策。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準備北伐。年底,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來到中國,在中國共產黨人張太雷的陪同下,和孫中山在桂林桂王府舉行了多次秘密會談。馬林向孫中山提出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三點建議:一是改組國民黨,特別是要與農民、勞工大眾實行大聯合;二是創辦軍官學校,建立革命軍的基礎;三是謀求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合作。孫中山對馬林的建議表示十分贊同,但是,并沒有立即付諸實施。一方面他正在進行北伐,幻想利用兩廣軍閥打敗北洋軍閥;另一方面,他對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因而,還沒有下定合作的決心。

  1922年6月,陳炯明在廣州叛變,使孫中山陷入了絕望的境地。他到達上海時,多次與李大釗、林伯渠、陳獨秀等共產黨領導人商談,與蘇聯代表越飛會談,要求中國共產黨和列寧派人幫助。中國共產黨向孫中山伸出友誼之手,李大釗、林伯渠等在與孫中山的會談中,討論了國共兩黨合作共同革命和如何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8月,蘇聯特使越飛來華,先后與孫中山、廖仲愷舉行多次會談,并進一步商討了建立革命軍隊的問題,最后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當孫中山由上海準備返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時,他的思想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總結和吸取以往革命斗爭的經驗教訓,認識到,在革命斗爭中組建一支忠于革命的軍隊何等重要,他下定了建立軍校和革命軍隊的決心,做出了先創辦軍校的重大決策,準備仿效蘇俄紅軍建軍經驗創辦軍官學校,作為建立革命軍隊的基礎。

  1922年最后的幾個冬日里,孫中山接收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加快了他“聯共”的步伐。

  1923年新年伊始,國民黨與蘇聯正式建立了聯盟關系,開始了孫中山“聯俄”政策的行動。6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通過了共產黨人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決議。

  這兩個“聯合”,是孫中山先生畢生革命生涯中的英明抉擇,也決定了黃埔軍校容納百川湖海、匯聚天下英才的時代先進性。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就在于此,不管你的旗幟是“紅色”,還是“藍色”,甚至于“灰色”等別的顏色,只要你有助于中華民族的統一和強盛這個“金色”大業,我都可以與你聯合。別的我不管,我要的就是“金色”的好收成。這也不禁讓當代人聯想起鄧小平“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是好貓”的“貓論”。

  1923年2月,當孫中山準備返回廣州,重建大元帥府時,特別邀請蘇聯政府派遣軍事專家和政治工作人員到廣州,協助建軍工作。并提出了委派代表團赴蘇聯考察政治、軍事的初步設想,確定訪問團的任務主要是學習蘇聯辦軍事學校的經驗,談判軍事援助等問題。關于赴蘇聯考察的人選,中共領導人參與了研究,張太雷參加了許多重要會談活動。孫中山在與馬林、蔣介石、汪精衛、張繼、林業明等商談后,決定派出“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黨務和軍事。代表團由4人組成;蔣介石(為負責人)、張太雷(共產黨員,俄文翻譯)、沈定一(共產黨員)、王宗山(后為蔣介石的英文秘書)。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高等師范大禮堂(鐘樓)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先生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后人概括為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也就是這次代表大會上,宣告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決定建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并通過了這一提案。這是孫中山在共產國際代表和共產黨創始人李大釗的幫助下所做的一件大事,終于在充滿艱辛的荊棘路上邁出了第一步。

  (2)國共兩黨皆選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職

  國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動了軍校的籌建。1924年1月24日,孫中山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正式下令籌建陸軍軍官學校,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宣布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李濟深(鄧演達代)、王柏齡、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7人為籌備委員。中國共產黨委派張崧年(申府)參加籌備工作。

  軍校以孫中山提出的“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為宗旨,教育目標是為國共兩黨培養造就軍事政治人才。為此,國共兩黨對軍校工作都極為重視,皆選派重要干部到校任職。孫中山親自兼任校總理,廖仲愷任黨代表,并同意中共派優秀黨員到黃埔軍校來擔任政治部的領導職務,歡迎一批共產黨人進校任政治教官或秘書等職,以保證黃埔建軍的高政治素質。校長蔣介石提出軍校以“親愛精誠”為校訓,在辦校前期尚能與蘇聯顧問友好相處,對在校工作的中共黨員也給予一定的信任和支持,對軍校工作盡心盡職。

  中共中央派出一批重要干部入軍校擔負各級政治領導工作。黃埔軍校的政工干部基本上都由中國共產黨人擔任,他們承擔負責組織軍校政治教育課,并開展得相當成功。在短暫的3年中,有5位中國共產黨人出任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專職分工政治工作和政治課教育。如周恩來、包惠僧、熊雄先后任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魯易任政治部副主任,季方任政治部副官,聶榮臻、楊其綱、王逸常、洪劍雄、盧德銘等先后任政治部秘書、科長或科員,他們為軍校的建設與發展作出了貢獻。特別是周恩來和熊雄先后開創完善的政治工作,使軍校政治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

  黃埔軍校的政治教官幾乎全部都是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博學多才,風華正茂,專職政治教官大部分是法、蘇、德、日的留學生,較早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有的曾獲得博士學位,有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有的是當時知名度很高的理論家。如惲代英曾任主任政治教官,于樹德、李合林、蕭楚女、高語罕、張秋人、安體誠、陽翰笙等任過政治教官;還有金佛莊、嚴鳳儀、郜子舉、郭俊等人,或任軍校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或任學生隊長、區隊長等職。中國共產黨的許多理論家、活動家都曾來軍校演講授課,如毛澤東、劉少奇、張太雷、鄧中夏、蘇兆征、彭湃、羅綺園、李求實、吳玉章等。

  軍校政治教育以進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論和革命知識教育為內容,對不同黨派的思想理論實行兼容并包,其中以孫中山倡導的新三民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教育為主。軍校訓令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書籍,本校學生皆可閱讀。”教學大綱中規定的政治課目有:三民主義、社會主義、帝國主義、蘇聯研究、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社會科學概論等26門課。軍校門口有副對聯:“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怕死莫入此門”,橫批是“革命者來”。這充分體現了黃埔軍人的革命本色,反映出軍校重在政治建軍。

  (3)共產黨人身份的學員在軍校初期占有很大比重

  國共兩黨都十分重視黃埔軍校的招生工作。由于當時國民黨在許多地方還沒有建立組織,因此,中國共產黨人在黃埔軍校的招生工作中起了突出的作用。中共中央要求各級組織注意培訓革命軍事干部的工作,盡力多選派黨團員或進步青年到軍校學習。在黃埔軍校招生期間,中共各地黨組織積極動員和選送符合條件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革命青年報考。為搞好軍校各期的招生,中共中央在建校初及各期招生之前發出通告,指示各地黨組織認真選拔“青年中之有革命傾向者前往報考”,“迅速多送”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以及優秀青年報考軍校,并強調“此事關系重大,各地萬勿忽視”(《黃埔軍校史料(1924~1927)》,第70、79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推動了共產黨人和優秀分子紛紛前來軍校任教和學習。

  當時正值國共合作時期,中共黨組織可以保送初試。1924年3月,共青團廣州地委發出第7號報告,稱將在廣州創辦軍官學校,擬派三、四名同志赴考,預備在將來參加軍人運動。共產黨人何叔衡在湖南長沙負責辦理軍校第一期秘密招生事宜,介紹趙自選、陳作為和郭一予等持函到上海見毛澤東。當時,毛澤東、惲代英負責上海的招生工作。北京、武漢、濟南等地的共產黨區委,分別遴選和介紹了一批黨團員和進步青年投考軍校。錄取揭榜時,共產黨員蔣先云名列第一。第一期錄取生中的共產黨員約占學員總數的1/8。

  周恩來在回憶黃埔歲月時說:“當時黃埔軍校有六百學生,大部分是我黨從各省秘密活動來的左傾青年,其中黨團員五六十人,占學生的十分之一。”(《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15~116頁,人民出版社,1980)據統計,黃埔第一期時,師生中的中共黨員有103人,其中學員88人,教職員15人。以后各期,共產黨員師生人數又有增加。這批共產黨員,在當時即是一些不同凡響的人物,主要體現在:入黨時間比較早,有的還是各地共產黨組織的創始人;文化程度比較高,最低是中等以上學歷;閱歷十分豐富,多數是各地革命運動的先鋒和骨干;軍事基礎比較好,一些人曾從事過軍事工作。這批共產黨員經過在黃埔軍校的學習和磨煉,后來大多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

  中國共產黨員所占師生比例從剛建校時的十分之一,到三年后“軍校分共”時發展到五分之一,在武漢分校中所占比例更大。中共中央在1926年底的一份報告中明確指出:當時在北伐軍中從事政治工作的黨員“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軍校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說:“共產黨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積極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學員的訓練水平并大大加強了黃埔軍校的紀律性。”“共產黨人在軍隊的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證了軍隊具有旺盛的戰斗力。”“共產黨人在黃埔軍校里的工作是既熱情又慎重的,他們顧及到基本群眾的政治情緒。尼古拉·捷列沙托夫愛說:‘一個幽靈在黃埔游蕩——共產主義的幽靈。’”(亞·伊·切列潘諾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115~11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軍校前六期畢業生的大多數人后來皆從事軍隊工作,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分別成為兩黨軍隊的核心領導人物。

  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對軍校建設作出了積極努力和貢獻。建立有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在全國曾擁有2萬多名會員。在宣傳上有“血花劇社”及多種革命刊物,其領導人都是杰出的共產黨人。如《士兵之友》總編洪劍雄,《青年軍人》總編胡秉鐸,《中國軍人》主筆蔣先云,《黃埔日刊》主編安體誠等。他們有組織、有領導、有策略地頑強地堅持了軍校革命的政治方向,為鞏固革命統一戰線,維護國共合作,貫徹孫中山三大政策竭盡了全力,使黃埔軍校在短時間內就辦成了聞名于世的名校,“到黃埔去”的口號在當時風靡全國。

  以上事實充分說明,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重大成果,是兩黨合辦的新型軍校。經歷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兩黨人士都承認這一點。蔣介石也承認:“軍校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產物,可以說無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即無黃埔軍校。”(《蔣介石先生再論聯俄》,載《政治周報》第5期)毛澤東指出:“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5頁,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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